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对元和时期文坛上的新风貌来说，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如把上述各家陈述的顺序略作调整，则可排列如下：

文笔：韩愈（奇诡）、樊宗师（苦涩）

歌行：张籍（流荡）

诗章：孟郊（矫激）、白居易（浅切）、元稹（淫靡）

白居易、元稹也能文，但并不以此著称，孟郊的文章更是从未有人称述过。这三个人确是以诗章著闻于世的。但孟诗“矫激”，不同于白诗的“浅切”和元诗的“淫靡”；元、白二人关系深切，诗风也相近。说元诗“淫靡”，主要是指内容而言的；说白诗“浅切”，主要是指形式而言的。元稹《叙事寄乐天书》中曾将自己的创作分为十体，其中说道：“……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可见十体之中，五、七言今体艳诗和五、七言古体艳诗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以《国史补》中标举“淫靡”二字，用以概括元诗的特点。只是创作艳诗者可不限元氏一人，白居易也擅长此体，而且元白二人常是一起联翩创作，元稹《为乐天自勘诗集……》诗题内云：“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可见白诗也可加上“淫靡”的评语。杜牧在《李戡墓志铭》中引用李氏之言曰：“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可见李肇之评元白，乃是互文足义，即白浅切而又淫靡，元淫靡而又浅切。

元和之时，元、白诗因浅近之故，易于传播，而艳诗一体，易为社会中下层人物和年轻士人所接受，影响尤大。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还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则曰：“……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体’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足见白诗纤艳之作当日风靡全国的盛况了。白居易自谓诸妓指称他为“《秦中吟》《长恨歌》主”；而元稹则说《秦中吟》诗“时人罕能知者”，看来白氏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讽谏之作，故意纳入这一名字的吧。按诸实际，当时流传最广的恐怕也只能是《长恨歌》等诗章。

韩愈、樊宗师二人均以写作古文著称，但也有诗名。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介绍樊氏的述作，内有“……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然后下评语曰：“多矣者，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这里是指樊氏总的创作成就而言的。可见樊氏的诗歌，和他写作的古文同样具有“苦涩”的特点。

所谓“苦涩”，是以味觉上的感受移作品评标准的。樊氏诗文的特点是注重创新，创新的结果过分超越常规，文字佶屈聱牙，难以卒读，这就成了“苦涩”。但由此可见，樊氏诗文的风格和韩氏的诗文的“奇诡”是一类的。孟诗“矫激”，是指态度而言的，“矫激”也者，也是与众不同超越常规，因此孟诗的风格和韩诗的“奇诡”也是一类的。韩、孟、樊三人过往甚密，性情相近，文风一致，这是一个以“奇诡”为特色的文学流派。

张籍歌行的特点是“流荡”。张氏与韩愈一派和元白一派都有很深的关系，他的创作，具有上述两派的某些特点，不论从交往上来看，还是从创作上来看，都可视其某一方面的表现而归入上述两派之中。